我的老太太

（七）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抗日御侮、保家卫国战争的开始。尽管蒋介石在所谓的“最后关头”的庐山讲话中（注），提出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著名口号，但其在讲话中仍然可怜兮兮的以“弱国”求和的态度对日寇抱有一丝的幻想。

　　而惨无人道的日军，却在从1937年7月到1942年底的5年时间里，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狂轰滥炸、烧杀抢掠、奸淫妇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现代侵略战争史上的惊天惨案。

　　诚然，中日两国一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今天从睦邻友好的角度出发，修善两国关系，共同面向未来，因此总是强调后人要注重中日邦交，这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和日本民众区别，姑且这么称唤吧）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桩桩件件中国人刻骨铭心，天地为证，这是无法更改、无法淡忘的历史事实。相信每一个从当年峥嵘岁月走过的老人，都很难把那段惨痛的记忆从大脑中抹去；相信每一个他们所生养的后代总不会、更不应该把父辈先人曾经蒙受的那些冤屈苦难这么快就遗忘得一干二净，而真能“心无旁骛”、“不计前嫌”？！

　　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创始人列宁有句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无论什么时候重温这句话，都觉着振聋发聩。

　　让我们先简略回顾一下，“八格牙露”的日本鬼子在1937年到1942年的5年间，对中国这位近在咫尺的老邻居都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

　　1937年：7月挑起“卢沟桥事变”后，重兵三路全面进犯华北各地；8月大举进攻上海，11月占领上海后在南市放火连烧９日，中国军民死伤无数，上海中国工厂5255家被霸占；12月13日，攻下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连续6周内烧杀淫掠，烧毁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杀害30万中国百姓。

　　1938年：5月占领徐州；6月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同时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9月汇集5万余兵力，分25路进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续烧杀淫掠两个月；10月占领武汉、广州。

　　1939年：2——6月相继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 7月用14万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9路围攻，打死打伤我民众15万余人，粮食被焚劫一空，并乘晋察冀边区淫雨成灾之机，决堤淹没1万多个村庄，使300万人沦为灾民；10月分12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月攻陷南宁；12月，迫使汪精卫在沪签订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支新兴关系调整要纲》，其主要内容为：将东北割让给日本；绥远、察哈尔、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由日军长期占领，中央至地方政府由日本监督；伪军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伪政府经济由日控制；一切资源由日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1940年：5月对重庆进行了20多天的轰炸，半个山城被炸毁，死伤者无数；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逐步把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动用50多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100多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

　　1941年：1月包围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焚烧该村全部房子，集中屠杀和烧杀1340名村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类似的屠杀在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比比皆是；6月，日机夜袭重庆，在校场口防空洞内躲避轰炸的3万多居民窒息而死；8月集10万以上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空前大“扫荡”，烧毁房屋15万余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残杀虏掠我同胞2万余人。

　　1942年：日军在冀热辽区，自古北口到山海关约200多里的长城两侧，承德、密云、迁安等9个县内制造无人区，使大片土地荒无人烟，50万民众过着非人的生活；1941年—1942年日本把75％的侵华日军用来对付抗日根据地，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千人以上“扫荡”达170余次，投入兵力共达83万。

　　有时数字是有生命的，这里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故事。实际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十恶不赦、罄竹难书，我这里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当年日寇铁蹄践踏的一部分足迹。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我的老太太和那些有民族气节的黎民百姓一起，义无反顾投身抗日的时代动因。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侵略魔爪很快伸进华北，其中冀中平原（指平汉铁路以西、津浦铁路以东、石德铁路以北、平津铁路以南的这片广袤的大平原）无险可守、无凭可据，首当其冲。

　　日寇占领冀中各地后，依照通县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的模式，在保定、静海、河间、衡水等地大肆扶持汉奸政府，日军、汉奸交相为恶，劫掠奸淫，无恶不作，百姓民不聊生。一直生活在河北省河间县霍庄村的我的老太太，是日寇对冀中平原烧杀抢掠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害者，又是冀中众多抗日英雄豪杰中一位伟大的母亲，尽管在官方的史志中老人家名不见经传，但在吾等后辈的心中，她的民族气节，她的坚贞大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代代传承。

　　说到我的老太太的抗日功勋，不能不讲讲抗战时期的河间县。

　　河间应该说是抗战的一个模范城。抗日战争时期，河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重点地区。卢沟桥事变不久，随着日寇加紧对华北进犯，吕正操率部成立人民自卫军奋起抗日。与此同时，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以及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也在这片土地上英勇抗击日寇。贺龙率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后，这里又一度成为冀中区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解放军贺龙、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孙毅、廖汉生等十余位将军以及加拿大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那个时期，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软弱，国民党河间县党部及其政府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当地民众抗日的责任，包括河间在内的整个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大多是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当时由日寇控制的河间敌伪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民主政府并存，伪县政府先后属伪河北省津海道尹公署、渤海道尹公署；与此同时，1938年2月建立的河间县地下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属冀中区一、三、九、八公署。

　　在河间这块土地上，大无畏的冀中军民演绎了一幕幕悲壮的抗日史诗。大家熟知的还有：1939年4月在河间的“齐会歼灭战”中，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率领医疗队在距战场仅3公里的屯庄小庙里，连续三天三夜，69个小时抢救了115名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1941年8月，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敌人抓捕后，面对威胁利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河间日本宪兵队连续绝食7天泣血身亡。1944年，朱德总司令亲笔为马本斋母子题联赞曰：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老太太就是这样一位有气节、有血性的民族英雄！

　　那天，我的老太太拜别了高凤祺爷爷和父母双亲，带着儿子儿媳一家离开三十里铺，一路上老太太一言不发，丁铃当啷的马车铃声在深秋空寂的田野里传得很远。

　　回到霍庄家里以后，她亲手把高义群那块沾染血迹的怀表用红绸布仔仔细细包裹好，珍藏在里屋佛龛深处的“百匣”里。第二天一早，她交代儿媳抓紧准备一桌简单的酒菜，自己带着儿子、牵着孙子来到了石家祖坟。摆上祭品，烧罢纸钱，她要儿子对着未曾有过记忆的父亲和列祖列宗发下誓愿：

　　自今日起，我石家老少与日本鬼子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杀尽仇敌小日本，志报国恨家仇，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回到家里，我老太太把几位族亲长老请到家中，通报了日本鬼子杀害亲人、祸害百姓的情况。随后，老太太亲手给各位族长一一斟满酒，神情庄严地说，

　　“从今个儿起，我想让振兴出去当兵打鬼子，请各位叔长帮我做主！”

　　闻听此言，在座的族长都不约而同地放下酒杯，一个个面面相觑。沉默片晌，曾经在外做过生意的帧老爷说话了：

　　“宗继他娘啊，打鬼子报仇俺们都支持。但是，让他出外面去当兵，俺们觉着不妥。道理明摆着，家里就这么一个劳力、一根独苗呀，真要出去有个好歹，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

　　大家跟着帧老爷的意思，你一言我一语地帮衬着，都不同意让我爷爷出去当兵。

　　眼见大家都反对，我老太太情不自禁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是感激族人的关爱，二是觉着儿子若不能杀敌报仇，心有不甘。

　　最后，族里最年长的志老爷发话了，

　　“宗继年轻力壮，上前线打鬼子报仇理所应当。不过，俺焕章兄弟家里三世单传，景瑞（注：我的父亲）年岁太小，这兵荒马乱的，怕难成年。这个时候咱舍出宗继去外面打仗，于理有道，于情可不通啊。”

　　“那咱就眼看着仇人小日本儿为非作歹，大家伙儿就这么忍气吞声？他舅就这么白白地死了？”老太太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志老爷说。

　　“那倒不行！咱现在把宗继叫进来，大家一块儿商量一个两全之策。”

　　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怎么样打鬼子的问题。我爷被叫进里屋后，先倚着门框站着听了一会儿，然后说，

　　“志大伯，刚才我娘领着我已经在祖坟上发了誓，打鬼子我已经铁了心了。”

　　“昨天在我姥姥那边听人说，有的村上已经组建了抗日护家自卫队。你看咱能不能在咱们村上也组建这么个队伍。前两天我还看见正有人搞测量，听说是鬼子要修公路，从二十里铺穿咱们村北洼到东刘庄。咱把队伍拉起来，就在咱村边上截着道打鬼子。”

　　大家一听，都觉着建立抗日自卫队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征求我老太太的意见，老太太依了大家。

　　最后我爷说，

　　“娘，你放心吧。我就不信，咱这么多人，就收拾不了这么点儿小日本鬼子！”（待续）　　

　　注：蒋中正：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庐山抗日讲话）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ZF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ZF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