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太太

（五·上篇）

　　记得还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的1985年，那时，年轻的我正在一所很有名的解放军军事指挥院校担任历史教官。因为工作关系，不仅要研究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还要大量涉猎各方面的原始资料，包括刚刚开放的海内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材料。

　　在研究过程中，我和同事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国际上大张旗鼓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彰显当年世界各国抗击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史实，弘扬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的世间真理，但在涉及有关亚洲太平洋战场的问题上，对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论述颇多，而对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却像蜻蜓点水，对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许多学者却避而不谈。

　　经过研究发现，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中国人自己身上。那时，海峡两岸针锋相对，国共斗争局势长期紧张，受此影响，两党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敌对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的这段话，很长时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当初本来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来由于双方对骂贬斥，相互指责“不抗日”，共产党说蒋介石国民党躲到西山享清闲，抗战胜利了“下山摘桃子”；国民党指责共产党一味保存实力，借抗战之名，形偷偷壮大之实……吵来闹去，结果弄成了国共两党都“无功”抗日，更奢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了。难怪当时一个外国学者意味深长地调侃，国共两党互相掐架，把一段记忆犹新、无可争议的史实“拧鼓”成了一本糊里糊涂的“瞎账”！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些做人做事最基本的思想方法，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又重新郑重其事地吹回到了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的脑子里，并小心翼翼地逐步出现在各类舆论宣传中。当时，尽管还有一批“唯书”、“唯上”的既得利益者或脑子注了水的榆木疙瘩，还在对这个朴素至极的“指导思想”表示怀疑，抑或很有保留地接受，但真理一旦冲破魔障，就有如太阳的光辉冲破乌云遮蔽，一定会光芒万丈，锐不可挡。

　　正是在这一思想方法左右下，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这桩“公案”最先在大陆开始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于是，就有了电影《血战台儿庄》的问世，有了对国民党部队“正面战场”、共产党八路军“敌后战场”格局的基本认同，有了国民党抗日的“五大会战”，八路军抗日的“三大杰作”……同时，也就有了对东北抗联、长城抗战等“七·七事变”前各地抗日活动的褒扬。

　　啰嗦到这里，我终于可以领着各位心急的朋友回到我老太太身边了，看一看在上述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在国家危难的历史关头，刚刚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老太太，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是怎样把国恨家仇、民族气节化作抗日御辱的中华血性和保家卫国的壮士豪情。

　　实际说来，限于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制约，即使在北京南去400华里的河间农村，人们对外界情况的各种变化感知甚少。包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乃至其后６年时间里日本加剧侵华、各地军民奋起抗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由于信息闭塞，加之国民党当局害怕激起民众的抗日情绪，对国民低调处理、甚至封锁有关日寇侵略的各种消息，使得远离交战区的冀中平原农村的黎民百姓无法了解外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无法感同身受。

　　别说上世纪３０年代农村闭塞，就是到了８０年代末期，听说在北京远郊县的某些深山村里，仍然有不少村民还不知道“毛主席走了，不会万寿无疆”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也不是“纲”了，号称要闹到“万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早早被扫进了历史垃圾筐了。据说当年带着全家躲避战乱而久居深山的一位７旬老翁，在1973年的某一天终于大着胆子悄悄地问一个进山采药的年轻后生，

　　“外边小日本鬼子闹得还挺凶吧？”

　　只问得采药的小伙子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据老人们讲，在当地的老乡亲们当中，我老太太是较早知晓日寇侵华消息的一位。她的娘家当时在关外开有买卖，因为日本人占领东北实在混不下去了，被迫扔掉商铺逃难回到了老家。他们最早把日本人霸占东三省的暴行告诉了家人。据说，我老太太当时听了以后就义愤填膺。

　　真正激发我老太太对日本鬼子切齿痛恨的重大事件，就是她从小最敬佩的堂兄高义群在卢沟桥事变中的悲壮阵亡。

　　这位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的堂兄，其实只比我老太太大几个月。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在家族中颇得赏识，我老太太从小对这位堂兄就非常崇拜，爱戴有加。堂兄也十分关爱这个贤淑灵巧、气质高雅的堂妹。

　　1921年，高义群22岁上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肄业（1920年皆因驻扎保定军校的士兵因闹军饷抢劫并焚烧了校舍，影响了学生的正常毕业），后来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正在国民党宋哲元的第29军特务旅任代理团长。

　　据说，在我老太太带着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那些年中，这位堂兄也常常接济一家老小，特别是他当上旅里的军需官以后，总是挂记着安排部下给家里送来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村里的老人们讲，“七·七事变”前，人们亲眼看见，我老太太有个当大官的叔伯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护兵马弁，有马车拉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我老太太这儿走亲戚，当时连县“衙门”的头头脑脑都赶来村里颠前跑后地帮着张罗。

　　爷爷后来告诉我，那个当军官的大舅，是一家人在村里扬眉吐气的精神支柱。

　　我老太太敬爱的堂兄牺牲在“七·七事变”后的南苑保卫战中。他以身殉国的具体经过，我今天实在无从查考，只在《起点专栏》作家“纷舞妖姬”所创作的《第五部队》中找到了有关“卢沟桥事变”和“南苑保卫战”的一些实录。下面我将综述相关部分内容，权做是对包括高义群在内的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一种纪念吧。

七七卢沟桥事变

　　我估计我的老太太临到死（1974年9月，正是“文革”后期颠倒黑白，全国上下说瞎话、说大话、说胡话的时候）也不可能知道“南苑保卫战”的惨烈、悲壮，就让以下的记述告诉她老人家：

　　您一生中最最敬爱的义群哥，绝不是那个年代的“肉食者”们所诬蔑的“反动坏蛋”，而是真真正正、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愿我老太太的在天之灵能从此略得宽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