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太太

（四）

　　接下来，我可能要略费一些笔墨，讲述一些各位似乎耳熟能详的历史知识。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一些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老太太当年如何从一个大家闺秀、贤媳慈母被迫走上了同仇敌忾、抗日杀敌的第一线，演绎了一场大义凛然、守节御辱的悲壮历史。我还希望，通过重温这段史实，可以让我诚惶诚恐地走进她老人家的内心世界，看看她博大的心胸如何装得下那太多的雨雪风霜,又如何咽得下那太多的冤屈苦涩，只把无限的慈悲给了她疼爱的儿孙，给了她曾经付出了太多太多的那片熟悉的土地。

　　其实，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进犯并侵占中国东北那一刻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就已经开始了。只可惜，那时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拾掇着中原大战后的残局，一方面集中力量与其“心腹大患”共产党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而，没有人“顾得上”去领导一场全民的、正规的抵抗外敌入侵的保家卫国的战争。所以，直到今天，国人的断代史仍然把抗日战争的起点认定为1937年7月7日。

　　据史料记载，1928年6月，当日寇蓄意制造“皇姑屯事件”为进犯东北扫清障碍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正在为划分京津地区势力范围勾心斗角，说不定还会为东北大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暗自高兴呢。

　　而那时毛泽东则正率领秋收起义打剩下的部队进军井冈山，依托罗霄山脉中断山高路险的天然屏障,借势王佐、袁文才的地方武装建立自己立足天下的根据地。随后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几经辗转来到了井冈山地区。

　　其后的两年中，日寇加速开动战争机器，不断调兵遣将，蚕食我东北地区。而蒋、冯、阎则热衷于谋划并进行着争权夺利的的中原大战。1930年5月到11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历时七个月﹐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结果蒋介石取得了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

    与此同时，共产党则趁机在湘赣边界实施工农武装割据，模仿苏联建立代表工农劳苦大众利益的各地苏维埃红色政权。

　　恰恰就在这个时期，日寇大举侵华的人员物资、武器装备等也已全部准备停当，战争一触即发。

　　那几年也正是我老太太一生中所走过的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一方面要从头学习田间劳作，操持一家人饮食起居，一方面还要精心哺育体弱多病的孩子，尽快完成一个名门望族小姐向一个农家劳动妇女的转变，完成一个富贾少妇向落魄农户当家寡妇的转变。

　　1931年，当日寇精心策划“柳条湖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进犯东北三省时，蒋介石正在一次又一次组织对共产党中央根据地的大举“围剿”。共产党在连续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后，则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执行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此后的5年时间里，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拼命巩固军阀混战争得的“合法”政权，一方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混帐原则，一心一意要首先彻底剿灭“共匪”，然后再对付外寇。实际上,蒋介石此举与清王朝道光、咸丰和慈禧当年的反动逻辑如出一辙。他们当时对内拼命镇压，对外妥协议和，正是基于“洋人乃肘腋之忧，肢体之患；而农民起事则是心腹大患”的思想意识。

　　为了“先安内”，这个孙中山曾经的得意门生、国民革命杭州起义的先锋队队长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竭力遏制民众的抗日要求。他在日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还貌似气定神闲地闷头在庐山举办一期又一期的“剿共军官训练团”。他责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放弃抵抗，拱手相让东北大好河山；责令杨虎城的西北军全力剿共，对日本人退避三舍。他逼迫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辞职隐居泰山；甚至怂恿阎锡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独立王国。阎锡山指挥着部队开矿挖煤、淘金，继续在山西修筑与外界无法连通的同蒲窄轨铁路，结果这些风风火火搞出来的玩意儿后来大多便宜了小日本鬼子。　　

　　与此同时，共产党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撤出苦心经营了6年的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临行前，红军派出了由寻淮洲、乐少华领导的红七军团，号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很显然，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其预定目的地是皖南苏区根据地。但其公开打出的抗日主张，却得到了中国百姓的拥护。

红军长征

    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寇铁蹄所至，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想我中华泱泱大国，竟被只有我国土面积1/36的“弹丸小日本”残酷蹂躏，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觉着无比耻辱、无比悲怆和无比愤慨！

　　众所周知，东北兄弟性情刚烈，西北汉子粗犷豪放。在日寇紧逼、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蒋介石这时把讳谈抗日、专心“剿共”的“王牌”压到憋足了劲儿抗日雪耻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身上，实在是大大低估了这些血性男儿的民族气节！

　　1936年10月底，就在红军损兵折将85％、历经千辛万苦长征（注）来到陕北黄土高原，面对穷山恶水感到壮志难酬之际，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于当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据说，张学良在召开高层干部会布署在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时候，所有参会人员对这样一场“擒王”的惊天兵变都跃跃欲试，可见民心所向。

　　接下来发生的事，众所周知。国共两党在抗日的旗帜下，“摒弃前嫌”，开始了抗日救国的第二次合作。

　　1937年8月25日，卢沟桥事变后第48天，红军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序列的“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１８路军），长征时因老弱病残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沿用了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叶挺威名赫赫的“铁四军”番号）。尽管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3个师的建制，但毕竟共产党和红军从此摆脱了“匪寇”之嫌，取得了“合法”生存发展的地位。

　　在这5年中，我老太太紧衣缩食、勤俭持家，敬老抚幼、贤达睦邻，任劳任怨、埋头兴业，一家人终于渐渐摆脱了艰辛苦涩的阴影。她不仅没有因为生活困难出让一分田地，反而在1936年秋后，又倾出这几年攒下的全部财产，在村东购置了3亩盐碱地，把石家几代人靠勤劳俭省置下的耕种田、宅基地增加到了43亩。

　　在我老太太的竭力主张下，1937年4、5月间，家里还翻盖了西院的旧房，圈起一个半亩地的大院子。据说，西院的房子落成的那天正赶上清明节，一大早，老太太全然不顾当地“妇女正日子不上坟”的习俗，在村邻的众目睽睽之下，神情自若地带着儿子、牵着小孙子，端着贡品、纸钱来到了祖坟上祭拜祖先。

　　有人看见，在我爷爷、爸爸恭恭敬敬地趴在地上给祖坟一一叩头的时候，我老太太倚靠在坟地里的一棵大枣树上，双手掩面，哽咽无语，止不住的泪水从指缝间涌出，滴滴洒落胸襟。

　　（注）工农红军万里长征：1934年～1936年间，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春后，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围剿”中渐渐难以支撑，准备撤出根据地，寻求新的落脚点。7月派出“抗日先遣队”找出路失利，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转移初期，中央红军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损失惨重，人员锐减60％。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等成功行动，展示了毛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1935年5月，其领导人张国焘决定向川西转移，8万余人开始长征，6月中旬，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随后，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

　　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夺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跨过草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未果。随后一年中，左路军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苦苦挣扎。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翻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期间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9省，行程一万六千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上千次。

　　红军长征开始时有30万人，结束时剩下不足4万人。

　（待续）